我认为，新阶段老百姓关心的重点主要不在于国有资本规模增大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而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计民生。

当时的中国很穷，万元户就是大款，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头脑灵活、有办法的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不管是邓小平也好，其他谁也好，不可能充分预见到这些问题。

中国改革不同的时代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他仍在思考，如今土地制度改革是他关注的话题，而下一个，将是腐败问题。思想界争论一直有，说双轨制就是搞两个价格，就是一条路上允许左行和右行的双重交通规则，结果一定会撞车。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代价付的不小，但贫穷还没多大改变呢。观察者网：80年代初你参加价格"双轨制"的出台，亲自参与到改革进程中去了，包括以后的国有资产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当时建防护林不对。

实际上昆山案既表现了资本的贪婪，另外又表现了政府监管的不到位。正是因为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像我们这样从农村、从工厂出来的人，对中国问题有历史感，而且是抱着解决中国问题态度的这些人，也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不仅威胁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也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

在英国投诉是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的极方便的利器，在中国却往往投诉无门，即便有门，电话也老是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又把你当皮球踢到别的部门。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依靠的不是人口素质，而是法度。我于是给他们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再不退我押金，我就向住建委投诉他们，结果捡到宝了，他们立即约我第二天去他们公司退押金。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通过法度提高素质差的成本，打压素质差的回报，长期坚持到最后整体社会的素质必然上去。

信用缺失可谓是中国目前经济转型的最大一个短板。中国是一个视信用为方便和权宜的社会，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信用应被视同生命。

先不说腐败作为隐性税收推高了商品价格，也不说毒奶粉，毒大米产生的负的消费者盈余。通过牛仔资本主义肆意践踏消费者权益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消费者社会就和夸父追日，缘木求鱼一样婚姻本已不易，又碰上如此无良的服务业从业者，让我们这个小家庭徒增多少矛盾和磨折。这样既能最低成本的维护消费者权益，又能打造一个强大的信用社会，弥补中国市场经济最大一个短板。

在太太怪责我不该修屋漏结果越修越漏的电话里，我体会到，这样一个痛苦的消费过程，正在使无数家庭，无数个人充满戾气。服务也好，金融产品也好，要繁荣起来，离不开一个强大的信用体系。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通过法度提高素质差的成本，打压素质差的回报，长期坚持到最后整体社会的素质必然上去。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依靠的不是人口素质，而是法度。

我辗转打听，才发现可以在北京住建委网站上投诉他们。通过牛仔资本主义肆意践踏消费者权益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消费者社会就和夸父追日，缘木求鱼一样。

在中国做消费者就是这么难。写到这里，我想到牛博上著名的博主推倒柏林墙，一个学识渊博的留德生，写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奇文，比如那篇流传甚广的【钓鱼岛显然属于日本】。

我几乎要放弃了那780元的押金，因为投入的时间成本太大了，真的得不偿失，但我考虑到这不是780元钱的事，而是事关维护消费者权益，如果中国的消费者都这么认怂，那中国建立强大的消费者社会就根本没希望，我得争这口气。我去了他们公司，下午两点多，公司却一个人没有，敲门，打电话也没人理。如果你被下水道工Rip off了，你可以向CIPHE投诉，CIPHE会联系有关下水道工，如果他应承把问题解决，CIPHE就不会展开纪律调查，否则纪律调查即展开，严重者可能会被吊销职业资格。这一切的一切往往被人归结为中国人素质差--无良。一者可以节约大笔人工成本，二者可以形成大量的基于位置的关于消费者和服务业的大数据，三者用户必须通过身份证注册，以防诬告，给每个用户建立信用数据，信用不良者将失去投诉资格，也给服务业业主建立信用数据，信用不良者，将上从业黑名单。我在研读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发现要改变人口素质，最快最有效的手段是法度，而不是教育。

记得我刚来北京找工作的时候，在北七家短租了一个房间，一进住，室友就问我房租多少，我说780元，他们便告诉我那你780元的押金要不回来了，我没当回事，因为我只租两个月，很快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而法度需要有经济的逻辑。

在中国缺乏信用的成本很低，信用欺诈的回报往往过高，这是一种畸形的商业社会，是当代中国经济资源错配的一大根源。我奇怪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何以如此反华？后来读到他的【退房记】一文才知究竟。

我于是给他们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再不退我押金，我就向住建委投诉他们，结果捡到宝了，他们立即约我第二天去他们公司退押金。如果我告诉你CIPHE有一百多年历史，你恐怕不会相信，因为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很让人不可思议。

而要改变素质，需要几代人的教育才有可能，远水解不了近渴。之后两个月，我契而不舍的给他们公司打电话，绝大部分时间没人接，就算有人接，也是把我在业务主管，业务员，财务主管间踢皮球（他们几乎是个皮包公司，却可以把退押金这样的小事搞得像和去政府部门盖公章一样复杂）。退押金的整个过程历时两个月，耗神耗脑耗时间，但却很有成就感。中国的消费者盈余可能是GDP大国里最糟糕的。

原来他的父母花两百多万在某贵为央企的房企那里买了一套房子，结果是漏水厉害的豆腐渣工程。习近平主席说维稳就是维权，真是一针见血，消费者权益必须有一套强大的维护体系。

通过牛仔资本主义肆意践踏消费者权益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消费者社会，这样的社会可能稳定吗？ 现代中国网速越来越快，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中央可否把和住房支出有关的服务业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管道做成一个手机APP。结果退房的时候，和我签约的业务员说我要去公司去退押金，他无权处理。

这不仅威胁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也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他母亲由此开始了投诉无门，希望渺茫的维权之路。

先不说腐败作为隐性税收推高了商品价格，也不说毒奶粉，毒大米产生的负的消费者盈余。我在【中国房地产这一次在劫难逃】一文中提到，在北京，月薪一万的高薪打工族的可支配收入里40%左右被租房支出占据，这还是在不供房不养车不养孩子的情况下。我远在北京工作，太太在家中和岳母照顾小儿，辛苦非凡，这雨漏让她很烦闷，我又使不上劲。我一直认为素质差不是中国消费者盈余困境的原因，充其量只是借口。

而且中国要转向内需，没有一个确保消费者权益的体系，也是很难的。信用缺失可谓是中国目前经济转型的最大一个短板。

做消费者不易，我不说买不到靠谱的奶粉，也不说吃不到安全的食品，我只说和住房支出有关的服务业。在英国投诉是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的极方便的利器，在中国却往往投诉无门，即便有门，电话也老是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又把你当皮球踢到别的部门。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中国是一个视信用为方便和权宜的社会，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信用应被视同生命。